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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彩2023-01-31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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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今年两岸“有惊无险,喜忧参半”******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谢戎彬 吴薇】从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拼凑“亚洲小北约”、扬言军事干预台湾,到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对台军演新常态,再到11月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2022年的台海局势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环球时报》针对上述热点,专访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

  “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如果用一两个词总结一下2022年两岸关系,您会选择哪个词?

  王在希:“有惊无险,喜忧参半”。2022年两岸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持续紧张、跌宕起伏,但大陆面对严峻复杂的台海形势和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坚持斗争、敢于亮剑,最终使台湾主流民意出现有利于大陆的积极变化。民进党“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我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8月佩洛西窜台,您认为解放军连续军演传达出哪些信号?

  王在希:佩洛西窜访台湾,无疑是2022年台海局势中一个重大事件。事先我外交、国防部门对美进行过严正交涉、提出过严重警告,所以她的窜访不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小冲击,在国际社会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鉴于事态严重性,解放军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对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导弹实弹试射。这次试射与1996年3月那次相比,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不仅射击区由以前2个增至6个,而且形成全覆盖,把台湾三大港口全部封锁,加上海空军出动各种先进战机、军舰,同步对台岛实施高强度、长时间实战化演练,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巨大威慑。这次演训形成对台军事震慑新常态。它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强大能力,随时可以对台岛实行封锁和火力打击。台军方人士也惊叹,解放军能够每天出动几十架、上百架战斗机不间断地在台岛周边飞行,而且安全无事故,台湾空军已经不是对手。这个新常态慢慢让台湾老百姓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宣传的“大陆不敢对台动武,即使动武美国会出来保护”的谎言不攻自破,台湾民众觉得失去安全感,再任凭蔡英文“倚美谋独”“抗中保台”迟早会引发战争。这一点是民进党在11月“九合一”选举中最终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说明解放军近几年来持续对台军事威慑的效果已经慢慢显现出来。

  美国近年来频繁打“台湾牌”,不惜虚化一个中国原则,一是给台海局势制造紧张,二是趁机从台湾捞取经济实惠。台湾实际上当了冤大头,花了大把银子,最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东西。就拿佩洛西窜台来说,她个人出尽风头,台湾的好处也拿了,但一场闹剧过后,台湾得到什么呢?是解放军对台岛周边海域的高强度实战化演训、台海局势的空前紧张,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完全被美国利用。这也是导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越来越不满的原因之一。

  “大陆对台动武”时间表没有事实根据  

  环球时报:近几年有关两岸统一时间表有各种说法。美西方为何一直炒作“武力统一”?在您看来,和平统一的前景如何,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

  王在希:关于大陆可能对台动武时间表的说法,源头都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散布的2027年或2025年“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测和逻辑推理。他们的主要意图有三:一是制造台海紧张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干扰大陆正常发展;二是让民进党当局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实际控制,达到绑架台湾的目的;三是引诱台当局向美国购买更多先进武器,或者美台合作生产武器,让美国军工财团获取更多的经济实惠,同时达到武装台湾的目的。

  至于实现和平统一,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台当局必须要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二是在岛内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鼓吹两岸“一边一国、互不隶属”。台湾的主流民意有2/3依然希望维持“不统不独”现状,所以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艰苦努力。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依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因为实现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会做到仁至义尽,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放弃。但最后能否实现和平统一,不完全取决于大陆一方,关键还要看台湾当局是否配合。

  大陆民意多数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关于统一的时机选择,是关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着眼全局、精确谋划、权衡利弊、谋定而动,不能让外国势力带节奏。《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很难事先设定一个具体时间表,实现统一不仅要看岛内因素,也要看大陆自身的情况,还有国际环境的考量。何时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要看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如果民进党当局铤而走险,配合美国搞“台独”边缘政策,不断冲撞底线红线,就有可能迫使我们提前解决台湾问题,对此解放军是作好充分准备的。

  环球时报:“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操弄这么多年的“抗中保台”牌为什么现在失效了?这反映台湾社会或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在希:民进党这次惨败,我看主要原因是蔡英文“抗中保台”牌失效。近几年每到台湾选举,蔡英文就打“抗中保台”牌,极力制造对大陆的仇恨,把抗拒统一说成是“捍卫台湾民主自由”,宣称我“一国两制就是要吞并台湾”。蔡英文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特别是佩洛西窜台,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广大选民终于意识到“把票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战争”。大量中间选民也慢慢看清楚了,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抗中”是真,“保台”是假。美国打着“军事干预”“协防台湾”旗号,实际上是武装台湾,准备将来与大陆打一场“不对称战争”,让两岸同胞自相残杀,搞成鱼死网破,美国坐收渔翁之利。这次美国迫使蔡英文当局把台湾高科技核心产业台积电连同人才、技术、资金迁到美国去投资,就是要掏空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表现越来越失望。

  与此同时,民进党贪污腐败、学历造假、“黑金”政治在这次选举中暴露无遗。这次选举是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岛内民众慢慢觉醒,“下架民进党”成为多数选民共识。尤其是年轻人首投族坚持独立思考、自主投票,这一变化从12月18日嘉义市长选举看更加明显。过去蔡英文宣称台湾年轻人是“天然独”,事实证明,年轻人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民进党靠欺骗宣传忽悠年轻人已经行不通。

  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环球时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迁机仪式上说了一句“自由贸易已死”,您如何理解这句话?台积电要变成“美积电”,您认为美台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王在希:我认为这反映了张忠谋老先生对当下时局的无奈,言外之意是说在如今国际强权政治环境下,真正的自由贸易不复存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你看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迁机典礼上那种趾高气扬的表情,就像海盗掠夺到一船珠宝一样兴奋。张忠谋内心应该很复杂。台积电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蒋经国刚刚布局对外开放,张忠谋大胆采用晶圆代工模式,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巨头,且拥有生产2纳米和3纳米芯片的先进科技。美国担心将来一旦两岸统一台积电会落到大陆手里,所以采用高压手段迫使其迁美,把台积电变为“美积电”。显然,台积电赴美是在美方强大压力下的无奈举动。

  美台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我曾经说过,美国打“台湾牌”不用成本,只是给台湾一丁点“官方”色彩,台当局就必须无条件听命于它,心甘情愿为美国遏华政策服务。因为事实上台湾已经被美国深度控制,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成为美国走狗。走狗不走就得下台,所以蔡英文即使内心不情愿,也不敢不从。

  环球时报:明年是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一年。您对2023年的两岸关系有怎样的预测和判断?

  王在希:展望2023年两岸关系,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制约。总的来看,今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团队正在进行接触磋商,明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对华强硬遏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把原来“台湾政策法案”中相关条款带进来,规定未来5年美国将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主要作为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配套资金,同时也是给台军掌握这些新武器进行培训的费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每年将派遣10名官员去台湾,安排在台湾行政、立法机构任职。未来,台湾当局的运作将完全被美国操控。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一年多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民进党失败后,已经在抢先布局2024年,现在呼声最高的是赖清德。国民党目前取得了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大好形势,不仅保住了新北、台中,而且夺回失去多年的台北、桃园两个战略重镇,长期低迷的士气开始回升。但国民党的老毛病是形势一好就开始打“内战”,估计党主席朱立伦会吸取教训,从目前情况看民调最高、呼声也最高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起去新北市,与侯友宜同台,朱立伦明确表示,“2024年一定会提名最强候选人,我是最佳助选员,侯友宜才是主角和英雄”。如果朱立伦真能从大局出发,并且与民众党实现“蓝白合”,2024年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不过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九合一”地方选举性质不同,会更加突出公共政策和两岸论述,民进党通过内部整合,其势头不可小觑。加上具有“执政”优势,蓝绿争夺会非常激烈,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站在两岸关系视角,赖清德是强硬“台独”分子,曾公开叫嚣“我是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他如果上台,其“台独”立场比蔡英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岸关系有可能更添变数。国民党如果上台,两岸关系会趋向缓和,但一些人对“九二共识”态度暧昧,在坚持一中、推动统一方面和连战、吴伯雄甚至马英九这一代国民党领导人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所以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宏伟目标,主要还得靠大陆自身发展和努力。(环球时报)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

  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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